初秋时节,记者到宁津县采访。适逢当地正在举办全国性的蟋蟀文化节,各地蟋蟀爱好者和玩家云集,蟋蟀市场一派兴旺景象。走访市场,与玩家交流,观看当地独有的蟋蟀文化馆。蟋蟀,这种看似普通的小小昆虫,引发了记者探本溯源的浓厚兴趣。
斗蟋缘起唐朝说
宁津县文化馆专家杨柱山称,中国的斗蟋之风源远流长,成风气应起于唐代,有可能是从某些寂寞的宫女打发时光开始的。该县文化局副局长杨承田则认为,兴于宫中是可能的,但最早肯定来自民间。蟋蟀天性好斗,老百姓在耕作之余,在田间地头就有可能斗起来。
有研究者认为,从唐代开元年间的社会风气看,斗蟋蟀出现在此时是极有可能的。那时天下太平,四方无事,从李隆基到民间百姓,享乐之风蔓延,斗鸡走狗成风。李隆基喜斗鸡,便在宫中建起鸡坊,定时举行斗鸡比赛。皇帝的爱好常常像瘟疫一样迅速感染整个社会。在这种氛围下,出现斗蟋蟀的游戏,为皇上多一项娱乐活动,似在情理之中。
至于人们是如何发现蟋蟀有善斗习性,并使它发展为一项游戏的,有人设想了以下几种可能。
一是在偶然的情况下,人们看到雄性蟋蟀在交配期为争夺配偶而展开搏斗,于是好奇心驱使他们捉来雄蟋蟀,双双放到一起,让二虫搏斗厮杀。二是当宫女或民间小儿在捕到蟋蟀养在小笼里听声解闷的过程中,无意间发现两只蟋蟀放在同一只笼里,就会出现视若仇敌般的争斗,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引逗,并从中取乐。比较而言,后一种可能性更大。自然界的野生蟋蟀交配多在晚上,人们可以听到雄性招引雌性的鸣叫声,但不易发现两雄争风吃醋的场面。因为野生蟋蟀选择配偶的机会很多,似乎用不着为此而争斗。第三种可能是,斗蟋蟀一开始就是受斗鸡的启发而产生的。既然皇上酷好斗鸡,又有因斗鸡有方而得宠者,一定会勾起某些嗜利钻营之徒的极大兴趣,他们便在其他禽虫上进行试验,结果发现蟋蟀的斗性最强,场面最吸引人,于是便将其精心养起来,或作贡品以邀宠,或留作自己闲时玩赏。
斗蟋蟀从发现到普及,其实不需太长时间。一方面斗蟋蟀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,本身具有独特的娱乐效果。另一方面,玩养蟋蟀是一件简便易行的活动,既无需多大财力,又不甚劳神,只要从野外捉来,稍加调养,即可摆开战场,这比斗鸡走狗一类的活动更简单。斗蟋之初,是一种纯娱乐游戏,并没有用于赌博。但很快人们发现用斗蟋蟀进行赌博更具刺激性。这为斗蟋增加了“催化剂”,斗蟋活动开始高速发展,至宋代达到相当规模。
杨柱山和杨承田都认为,蟋蟀文化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,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结晶。其内容体现在两方面:一是通过斗虫可以展现人的智慧；二是斗蟋有一整套规则,比如斗蟋要称重,如同举重、摔跤、柔道等一些体育比赛一样,要分量级。与此同时,蟋蟀从捕到斗、养都很讲究,需一系列的工具。
传说:皇后化蟋蟀
杨柱山先生称,宁津蟋蟀的出名是从明朝开始的,之前在正史里找不到记载。明宫廷中斗蟋之风盛行,据说明朝时两个官差特地到宁津看蟋蟀资源,为朝廷提供贡品。之后,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。
除中科院昆虫研究所所长吴寄传教授所著、1991年出版的《中国宁津蟋蟀志》外,关于宁津蟋蟀,史书中几无资料可寻,但民间传说颇多,最有名的有两个。
传说其一可追溯到北宋。徽、钦二帝疏于国事,整日沉缅于酒色,挥霍无度。他们花重金建起斗蟋台,亲自为斗胜的蟋蟀封号命名,“金头大将军”、“绿袍大王”、“黑衣大圣”、“紫衣大圣”等。当时东京汴梁(今开封市)的斗蟋市场非常活跃,就连女人、小孩都加入斗蟋队伍。
宋徽宗的皇后是德州刺史王藻的女儿,名叫王敏。王皇后从小饱读诗书,对皇帝不理朝政、整日躲在宫里同嫔妃斗蟋看不下去,多次劝说。皇帝起初还能听进去,时间久了就疏远了皇后。王皇后一番好意却被冷落,很是抑郁,不久得病而亡,年仅25岁。为了继续劝说丈夫觉悟,她变身一只乌头金翅大蟋蟀,经过数次擂台赛,终于来到皇帝身边,终日在其耳边啼鸣“夫君醒来!夫君醒来!”
公元1127年,金兵大破东京汴梁,活捉了徽、钦二帝,宫中之物亦被抢掠一空,一同车装船载运往幽州,其中有一红棚大车上装满镶嵌珍珠、宝石的精致盆罐。行至位于鬲津河畔的临津县(今宁津县),天气突变,乌云滚滚、雷声隆隆,一声霹雳,红棚车裂盆碎。随着王皇后化身的乌头金翅大蟋蟀的一声鸣叫,群虫齐声振翅高歌,跳进青纱帐里无影无踪了。钦宗见状,凄然泪下,哀曰:“尔等早早逃亡,待到天朝盛世,再让你们拜帅称王。”八百年后,宁津蟋蟀称霸中华,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赛冠军。
传说之二到了清同治年间。当时宁津陈庄的蟋蟀在京城已小有名气。这年,逢慈禧太后生日之际,准备大庆一番。太监李莲英建议增添斗蟋一项助兴,老佛爷很满意。于是,李莲英派两个手下人贾大鼎和郭老福,到陈庄选虫子,并叮嘱要选个大的,成色好的。二人到陈庄后喝斥人们到地里捉最好的虫子进贡。其实,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成色,只记住了“个大的”。当上好的虫子贡上来后,都因“个不大”而没被选中,村民们还挨了臭骂,甚至遭衙役棒打。村中几个捉蟋蟀的人一商量,决心捉弄一下两太监,出出气。于是他们在地里捉到几只特大的雌蟋蟀,把显示雌性的尾巴剪掉,献了上来。两太监一见,如获至宝,装进箱里,运回京了。没等慈禧寿筵开,虫子便献到了李莲英面前。太后听说后,欲先睹为快,让选两只斗斗看。李莲英把两只最大的放在一起,可几经挑逗,不见相战。仔细看时,才知是两只雌的。慈禧顿时大怒,因扫了兴,更因“雌蟋”与“慈禧”同音,大忌。雌蟋上不了场,影射了女人专权之逆。她以为是两个下人故意耍弄她,便下令将他们下狱。
现实:宁津蟋蟀变“金虫”
中国蟋蟀文化南方以江、浙、苏、杭、沪为代表,北方以京、津、冀、鲁为代表。而真正的蟋蟀名产地,当属齐鲁北方大平原。吴寄传认为,山东是蟋蟀王国,而宁津则是蟋蟀王国王冠上的宝石。因宁津特有的地理位置,土壤种类与生态条件,以及相应的气候因素,常年籽粒品种特性的遗传,使宁津得天独厚,所产蟋蟀兼具南北虫的优点。
宁津地处北方较干旱区的南部边沿,故宁津蟋蟀具有北方虫的坚强斗性与耐力,凶悍顽强,皮厚牙坚,而又具有南方虫的魁梧,头大、项阔、腰圆、体形高厚匀称。在格斗时咬法多样全面,既有南虫的爆发力,又有北虫的体质与咬死不走的顽强斗性。
宁津蟋蟀中最出名的是大青翅子。大翅子在蟋蟀中为异形福相,是蟋蟀中的佼佼者。一般地区翅子的产量极少,可称百里或千里挑一,在北方如北京,几百条蟋蟀中也找不出一条翅子。而在宁津,如果当年雨水好,翅子的比例能达到5%,个别村子,出翅子比例更是高达8%。宁津翅子的皮色以大青翅为主,其次为紫翅子,麻头与黄翅子相对少见。宁津翅子能咬善斗,咬法多样,灵活且有后劲,多出将军。有人用宁津翅子出战,十有八胜记录。宁津蟋蟀近年来多次在全国大赛中夺冠。杨承田说,全国大赛中的名虫中,宁津蟋蟀至少占到3成。
每年立秋后,来自全国各地的蟋蟀爱好者涌入宁津,捕捉、购买蟋蟀。这也成了当地农民增收的“金虫”,一只蟋蟀少则几元几十元,多则五六百元,甚至上千元、过万元,在柴胡店镇就流传着“二月富万户,一厘值千金”的说法。据估算,蟋蟀每年为当地带来近亿元的收入。在市场上,记者看到,一只品相较好的蟋蟀,动不动就是一两百元。
近年来,宁津县先后建起了四个蟋蟀交易市场,为外来购虫者提供一站式服务。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建成了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“中华蟋蟀文化第一馆”,馆内收藏蟋蟀罐216对,各类蟋蟀用具39种,蟋蟀标本71个,以多媒体动画、浮雕、圆雕、展板、名人字画等形式进行展示。
·相关链接· “蟋蟀宰相”和《促织经》
除北宋的徽、钦二帝外,南宋太师平章贾似道是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蟋蟀迷。据《宋史》载:“襄阳围已急,似道日坐葛岭,起楼台亭榭,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,日淫乐其中。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,所狎客入,戏之曰:此军国大事耶?”当时蒙古人进攻中原,形势十分危急,但贾似道却置国事于不顾,仍然在陪着群妾斗蟋蟀玩乐,可见其何等昏庸。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使他背上了千古骂名,后人戏称之为“蟋蟀宰相”。
抛开贾似道为政的功过不讲,单就他对蟋蟀的痴迷来说,确有值得称道的东西。他对蟋蟀不仅是玩玩而已,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。他写的《促织经》,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。此书共二卷,分论赋、论形、论色、决胜、论养、论斗、论病几部分,对蟋蟀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。后来出现的一系列《蟋蟀谱》、《促织经》,几乎无一不是以贾氏《促织经》为蓝本,除了内容上稍有增益,体例上没有什么突破。
贾似道的《促织经》前有一段《促织论》,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蟋蟀专论。作者首先探讨了人们玩斗蟋蟀的原因,主要在于蟋蟀虽为“微物”,却有“似解人意”的灵性,尤其是二雄相争的“英猛之态”,是其他小生物所不具备的,而这正适应了寻胜猎奇的“人之所好”,故君子“取而爱之”。接着,他又通过对斗蟋蟀历史的考察,进一步说明这项活动之所以受到公子王孙,乃至庶民百姓的喜爱,是有其必然性的。另外他对蟋蟀的生活习性、品种优劣、调养医病诸问题也有精辟的见解,并认为这些是在决斗中取胜的关键。
从贾似道的《促织经》中可以看出,斗蟋蟀的技艺至南宋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,基本上脱离了初期的质朴状态,开始由简单的“游戏”向“艺术”过渡,并由此而始,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,融入了庞大的中国文化体系中。当然,任何理论的产生,都是建立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之上的。贾氏《促织经》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,它是在斗蟋蟀游戏相当普及的社会基础上,总结一代又一代玩家的心得体会而成的,是无数人情趣与心血的结晶,充分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蟋蟀的认识水平。例如关于蟋蟀的种类,在外行人看来,除大小及色泽稍有差异,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。但在《促织经》里,仅体色就分为青、黄、红、紫、黑、白；而红又分为真红、水红,青又分为真青、深青、淡青、紫青、灰青、虾青、蟹青等。而且人们还发现了蟋蟀的体色与其斗性是有密切联系的,提出“白不如黑,黑不如赤,赤不如黄”的说法。再如虫具问题,《促织经》里经常提到“古旧大盆”、“下盆”、“盆窝”,说明当时已改为用土盆饲养蟋蟀。由金玉牙笼改为土盆,当然不是因为朴素,而是对蟋蟀生活习性认识上的提高。
